法甲

湖南大学唐玉芳

2020-01-25 01:00:5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文/湖南大学唐玉芳

湖北省作协接连闹了两场事,先是作协主席方方和一名柳姓诗人闹开了一场风波,接下来,还是方方,跟一名T姓诗人,在微博上面口诛笔伐,甚是热闹,一来二去,在圈子里展开了一场“浩大”的撕逼大战,于是引来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看客。

方方在微博上发表长篇微博《我的质疑书》,对T姓诗人的“价值观混乱”、“低劣平庸”,以及在作协主席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反复使用鲁迅文学奖而获得正高级职称表示诸多不满,并在个人抨击之外蜻蜓点水地写出了一些“体制内”弊端,三言两语下,好像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即便是不瘟不火,有些人也是欢欣鼓舞,作家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或者保持自身立场,点出问题而不必解决问题,毕竟这个群体有这个义务而没有这个权力。

方方与两位作家的交锋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鲁迅文学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命名的文学奖项,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当代中国四大文学奖。这种高端的名头足以让我们心生敬畏,然而这个奖项的内涵却始终配不上名头,可以说,自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起,每一届的评选都伴随着“黑幕腐败让鲁迅文学奖而声名涂地”、“严肃性庄严性公正性权威性已经丧失"的质疑,不妨让我们来扒一扒陈年旧事。

最近这几届,2007年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爆出“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4名评委获奖”的丑闻,接二连三的指责让鲁奖陷入信任危机中。2010年第五届评奖,鲁奖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发言人修改规则:“只要被选为 鲁奖 评委,其作品决不能入围 鲁奖 候选名单。”但事实证明坊间对第五届的质疑之声比前面更剧烈。2010年9月初,络上流传出一篇题为《鲁迅奖内幕:谢有顺操纵评委》揭露“广东批评家谢有顺很有手腕,居然能够操纵整个理论组的评奖”的帖子。虽然随后谢有顺本人在新浪博客上转载此帖,并作出“这帖子所述之事,肯定是恶意诬陷、捏造”的大篇分析说明博文,但此事被外界看成炮轰当届鲁奖的“第一炮”。很快,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被报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其赞美明星徐帆和刘亦菲的旧作即刻被冠上“羊羔体”。官员得鲁奖和“羊羔体”诗歌,成为了比娱乐八卦更夺人眼球的话题,迅速风靡络。该奖项的潜规则貌似太过于招摇,被搬上荧幕看起来也是迟早的事,我并不相信处于政坛中的文人都还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好的作品一般会冠上浓厚的社会性,然而政坛中的人有如惊弓之鸟,立足尤其艰难,何况如愤青一样口诛笔伐(事实上,文人更习惯自命不凡地批露,绝不至于卑躬曲膝地一味唱赞歌)。

于是又有著名诗人、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老总沈浩波在微博中直白地说:“鲁迅文学奖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不少鲁奖得主是用钱买的,还有一些是谋来的。跑奖,是作协体制内作家的人生大事。”这样的批判比方方来得更加直接和有力,在我们心中,更多时候作家往往是一副穷酸样子,然而现在时代不同,生活更为体面也未置可否,能够花钱买奖至少也是有血本并且愿意花的,虽然平时未必那么大方,有人花就有人受,这内部冗长的资金链也必定有迹可循才让人如此敏锐的发现,即使直言“没有证据”还是有“我不会改变我的言论”,倘使大众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体制内就应该用更有力的方式给予回击,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保持我的猜疑。

体制内的事情常常让体制外的人深深感到忧虑,出了任何事,否定体制往往是不会错得太离谱的,并且还有可能更接近事实,更多人将此事的视角转移到了作协这个作家群体机制本身。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下,文化为政治服务对人民大众有教化作用,必须有核心的观念指导,即使异质文化突起,也不会对经典文化造成拔根的影响。是的,这个观点很容易被人否定,一是文化本身的独立性,二是文化的时代性,但是,撇开国别限制,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观念、西方式的和独立国家概念,以及这些框架下的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将政治与文化对接并非个例,况且以意识为主的纯文学在当今社会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以小众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被大众排斥,风靡的浅层次阅读占据了市场本身,现在正是处于“有意味的阅读”到“有趣味的阅读”的过渡性阶段,作家要想写出有深度的作品注定很难与市场对口,所以保证作家基本利益的还是作协这个机制,起码它不会让一些有潜质有贡献的作家穷困潦倒严重点客死异乡。作协养作家是一种精神毒瘤,用“养”这个词也确实说明作协现阶段有一定的局限,方方是体制内的人,即使有诸多不满还是不可避免地想要维护体制本身,这难免引起局外人愤怒,但是体制外的人也没有必要将这个组织引导成为“断壁残垣”,非消失不可。

从各方面看,文化学术研究最大的实现机制都是出版自由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这个制度的前提下,才能作不养活作家和学者的选择,因为他们谋生的基本手段是依赖于出版自由这个现代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而又不养活作家学者,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完全依靠稿费收入,恐怕难以养家糊口,所以将稿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并没有普遍性,作家很多,但纯粹的作家很少,想要维持生计,就必须和诸多地方打交道,所谓的手段,有时候其实是为了维持体面的生存。我不是带有肯定的态度在支持这种体制,在这里“体制”更像是一个中性词,而我更像是投机取巧。作家依靠作品获得收入,作协保证作家的基本生存而不是名车别墅,这样的方法相对会比较公平,毕竟文学的收益不是立马见效的,在此之间,物质鼓励永远要比精神鼓励来得爽快。

有人说作家这个代名词并没有以往神圣,藏污纳垢毁三观,作家们想要自辩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于是作家们的身价不管从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大幅度下降,没有先人杜甫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没有李白豪放飘逸,浪漫洒脱不拘一格;没有李商隐情思悠悠、清丽而耐人寻味;没有鲁迅老舍茅盾才思的冰山一角,甚至一无是处。作家们身价到底是怎么下降的我好像也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一切就靠时间沉淀,只是作为一个作家你如果自降身价,就没有可能再提起高傲的头颅,如果想要更加“接地气”一点,又何妨经受不住风雨。

(本文不代表部认同文中观点及描述)

(实习:葛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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